「親師大戰」是我從創刊以來，一直想要討論的議題。因為親師之間的對立和衝突，已經不是個別家長的「怪獸化」，或是個別教師的不適任，而是教育體系出了問題，「制度殺人」的結果。
我所看到的「親師大戰」，背後是一個撞了牆的生態：大環境改變了，但家長、教師、學校領導與行政，都還在用舊的方法與思維工作，彼此責怪、糾纏，沒有辦法靠個別的努力掙脫。
家長的要求改變了vs.學校的工作方法卻沒有改變
當今的中小學老師，要面對的是史上第一批平均學歷最高、最富裕的家長；也是少子化浪潮下，對稀有的少數子女教育，有極高期待的中產階級父母。經歷台灣民主化、從戒嚴到解嚴的歷程，他們對自己過往在權威制度下的受教經驗，極度不滿足；他們會「看書養孩子」；他們對如何教育小孩有自己的一套譜；他們再也不能輕易相信「老師說的就是對的」。
卻也是這十年，師資培育系統大開放，教職供過於求。流浪教師的衝擊，讓教職從過往的金飯碗，頓時失寵，愈來愈難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教育體系。另一方面，留在教育現場的資深教師，卻缺乏精進專業的成長制度：沒有獎優懲劣的評鑑制度，好老師無法受到激勵，不適任教師無法被淘汰。在嗜血爆料的媒體文化中，不適任教師的新聞，大量曝光，更加重傷害教師的尊嚴，與整體社會對教師的信任。
原本應該擔任「教學領導」的校長，卻在校園民主化、校長遴選的制度下，被架空成「有責無權」的小行政。在目前的制度下，想當官的校長，遇到親師衝突最明哲保身的做法不是面對，而是逃避和推諉。
現行的教育制度，沒有辦法幫助教師和學校去配備足夠的專業和自信，因應家長的期許和要求。無法滿足的家長，或是四處投訴、或是頤指氣使，成為踰越分寸的怪獸。
老師的身分改變了vs.家長的期待卻沒有改變
於此同時，教師的角色，也從過往包山包海，接近「聖人」的「身分」，往「專業職」挪動（見一六二頁）。社會卻不 能接受 老師就像一般的職業勞工，要爭取並在意自己的福利、隱私、工時……對新 時代的 老師，卻賦予舊時代的「完全道德責任」，既不公允也不實際。
「親師大戰」，靠相互責怪沒有辦法解決問題；靠個別教師、家長或校長的熱情相搏，也終有極限。在這次的封面故事報導中，我覺得台北美國學校的經驗極有參考價值（見一六四頁）：他們靠的是一套「權責相符」的制度與規則，讓親師、學校，清楚明白彼此的權利義務、角色界限；同時透過教學評鑑，幫助教師具備教學專業和溝通技巧，讓家長對學校的專業有足夠信心。
我認為這才是能平息親師大戰的根本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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