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親師大戰」是我從創刊以來,一直想要討論的議題。因為親師之間的對立和衝突,已經不是個別家長的「怪獸化」,或是個別教師的不適任,而是教育體系出了問題,「制度殺人」的結果。


我所看到的「親師大戰」,背後是一個撞了牆的生態:大環境改變了,但家長、教師、學校領導與行政,都還在用舊的方法與思維工作,彼此責怪、糾纏,沒有辦法靠個別的努力掙脫。


家長的要求改變了vs.學校的工作方法卻沒有改變
當今的中小學老師,要面對的是史上第一批平均學歷最高、最富裕的家長;也是少子化浪潮下,對稀有的少數子女教育,有極高期待的中產階級父母。經歷台灣民主化、從戒嚴到解嚴的歷程,他們對自己過往在權威制度下的受教經驗,極度不滿足;他們會「看書養孩子」;他們對如何教育小孩有自己的一套譜;他們再也不能輕易相信「老師說的就是對的」。


卻也是這十年,師資培育系統大開放,教職供過於求。流浪教師的衝擊,讓教職從過往的金飯碗,頓時失寵,愈來愈難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教育體系。另一方面,留在教育現場的資深教師,卻缺乏精進專業的成長制度:沒有獎優懲劣的評鑑制度,好老師無法受到激勵,不適任教師無法被淘汰。在嗜血爆料的媒體文化中,不適任教師的新聞,大量曝光,更加重傷害教師的尊嚴,與整體社會對教師的信任。


原本應該擔任「教學領導」的校長,卻在校園民主化、校長遴選的制度下,被架空成「有責無權」的小行政。在目前的制度下,想當官的校長,遇到親師衝突最明哲保身的做法不是面對,而是逃避和推諉。


現行的教育制度,沒有辦法幫助教師和學校去配備足夠的專業和自信,因應家長的期許和要求。無法滿足的家長,或是四處投訴、或是頤指氣使,成為踰越分寸的怪獸。


老師的身分改變了vs.家長的期待卻沒有改變
於此同時,教師的角色,也從過往包山包海,接近「聖人」的「身分」,往「專業職」挪動(見一六二頁)。社會卻不 能接受 老師就像一般的職業勞工,要爭取並在意自己的福利、隱私、工時……對新 時代的 老師,卻賦予舊時代的「完全道德責任」,既不公允也不實際。


「親師大戰」,靠相互責怪沒有辦法解決問題;靠個別教師、家長或校長的熱情相搏,也終有極限。在這次的封面故事報導中,我覺得台北美國學校的經驗極有參考價值(見一六四頁):他們靠的是一套「權責相符」的制度與規則,讓親師、學校,清楚明白彼此的權利義務、角色界限;同時透過教學評鑑,幫助教師具備教學專業和溝通技巧,讓家長對學校的專業有足夠信心。


我認為這才是能平息親師大戰的根本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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